ZAFT动态 | 全球增长驱动因素与中国发展新格局
  • 2025-05-14 15: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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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以“全球中期经济发展趋势”为主题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46期会议顺利举行。本次会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和国家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承办,由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主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原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Marshall Mills分别于会上发表主题演讲。ZAFT会长贲圣林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围绕全球中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与中国角色,贲圣林提出了“4T”框架,从多维度解析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并探讨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挑战与机遇。以下根据其英文发言整理翻译:

首先,非常感谢Steven和Marshall的分享,你们从全球和中国的角度分析了生产率的问题,并提出效率本质上与改革进程密不可分,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们也关注了劳动力、资本,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问题。我想Steven已经从张之骧先生身上留意到了一件事:其退休二十三年来,至今仍活跃在工作中。这说明劳动参与率也是中国的奇迹之一,也正因为就业形式的多样,要精准统计出中国实际工作人口数量,确实存在一定难度。关于全球中期经济增长这个主题,我有以下三点想要分享。
“4T”框架解析全球中期经济发展要素
全球中期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要素是什么?我将用四个“T”来具体分析。第一个 “T” 即技术(Technology),是核心要素。我们最近频繁探讨人工智能(AI)相关的话题。而我来自的浙江杭州正是深度求索(DeepSeek)的总部所在地,并且该企业的创始人是我们浙江大学的校友。鉴于此,我们可见技术无疑是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受限于时间,在此暂不展开详述。
第二个 “T” 是贸易(Trade)。张之骧先生此前谈及全球化,但当下 “全球化” 这一概念似乎面临一定争议。众所周知,中国曾从美欧经验中学习贸易规则及多边贸易协定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但如今形势趋于复杂:例如美国近期对中、加、墨实施关税措施,此类举措将为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依托庞大内需市场形成缓冲空间,而对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全球贸易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欧盟近期的经济表现即为例证。
第三个 “T” 是信任(Trust)。构建信任面临重重挑战:地缘政治紧张态势正削弱社会对市场机制、多边主义、全球化进程及国际机构的信心。当信任缺位(如在技术与 AI 领域)将抑制长期投资行为。以中国为例,当年轻一代对职业发展前景产生焦虑时,其消费意愿会相应缩减。从宏观层面看,这本质上是全球体系信任裂痕的具体显现,而修复这一裂痕需要长期系统性努力。这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所聚焦的任务:思考如何将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资源有效整合。若信心匮乏、信任不足,将构成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个 “T” 以特朗普总统为例,其政策取向反映出对全球秩序的重构意图。从这一视角出发,此类重构诉求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使国际环境更趋复杂,进而加大长期投资决策的难度。

政府角色与市场平衡

当Steven和Marshall提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时,很多人常将其归因于政府主导作用,但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事实上,过去四十年改革进程中,中国通过逐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为经济增长释放了关键动能。当前中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机制,这与全球范围内探索政府治理效能的实践具有共通性 —— 如埃隆・马斯克在美国推动的政府机构效率改革尝试。从中国实际情况观察,那些创新活力突出、经济动能强劲的区域(浙江、深圳等地),往往呈现出政府对市场运行保持适度调节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讨论政府治理效能时需避免简单化归纳。在部分区域的实践中,政府的干预方式或存在过于直接、强烈等潜在风险,成效反而不理想。对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这一较难平衡的命题,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探索。反观美国,政府的角色是否更多元?或许美国政府的“不为”相对更少、更小一些,甚至想裁剪更多的政府机构。从全球治理视角看,国际组织(如IMF、WTO等)在协调跨国经济合作、维护市场秩序等领域的制度性作用至关重要,其与国家治理形成的协同效应,是推动多边主义实践的重要支撑。
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在发展探索的进程中,应当深入思考究竟何种模式与举措才是行之有效、切实发挥作用的。政府的角色并非如我们往昔所认知的那般拥有绝对的主导力量与巨大权力。实际上,倘若政府推行的措施过于直接、冒进,极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

从“跟随”到“引领”

尽管面临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及多重挑战,中国经济正稳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浙江地区的民营企业为例,其全球化进程既有主动布局亦有被动驱动,部分企业因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加速了“出海”步伐。经历四十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既包括为全球发展贡献力量,也类似于历史上美国、欧洲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探讨全球中期经济前景时,不能仅聚焦于GDP指标——对于正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一传统衡量标准的局限性已逐步显现,正如日本丰田在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基地未计入日本GDP却实质提升其全球经济影响力。 
作为曾向美国、日本、欧盟学习先进经验的市场主体,中国在早期发展中通过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实现了快速成长。然而,从“跟随者”转向“引领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进入以非物质、无形化为特征的发展阶段,经合组织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重心已从传统“硬资产”转向知识密集型领域,涵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革新及品牌价值构建等核心维度,这正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亟需突破的关键方向。在此进程中,我们还需继续学习,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的创新力量正在崛起)DeepSeek的技术突破、《哪吒2》电影(的文化创新)——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热门大片等积极范例无一不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着创新性助力。文化与生态体系对于营造更多优质创新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包括政策扶持和政府引导(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和Steven一样,我对未来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不过,在中国逐步迈向全球舞台的进程中,我们尚未明晰该如何应对和处理未来可能遭遇的挑战。做“跟随者”相对轻松,可要成为真正具有原创精神的创新者、发明者、领导者,则困难得多。这正是我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尤其是中国年轻一代能够超越我们的原因。他们作为更具希望的“后浪”,必将在时代浪潮中创造无限可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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